黄浦区回收旧书黄浦区旧书回收黄浦区收购旧书(蔡先生:13381855390)中西校勘学比较研究的一人应该是胡适。1933年,他为陈垣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撰序,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洋。他说:“西洋印刷术起于十五世纪,比中国晚了六七 ,所以,西洋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,有古本可供校勘,是一长。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,古译本也可供校勘,是二长。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,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,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,所以,校勘之学比较普及,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,而不成为一二 的人的专门事业,这是三长。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,写本多被抛弃了;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,而无古书的古译本;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,私家学者收藏有限,故工具不够用,所以一千年来,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,不过三两人而已。”19122后来,胡适又进一步指出:“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,颇使我惊异。但是,我也得承认,西方校勘学所用的方法,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 ,更科学化。135虽然这仅仅是谈及,还算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,但却为文献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方向。到20世纪80年代末,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一时成为热点。2006年,余英时为刘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写序言,认为西方“文本考证学”源远流长,倡导比较研究。他说:“西方在校雠、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,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。二十世纪以来,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、文学以至于史学的比较,但相形之下,‘文本考证学’的中西比较,则少有问津者。事实上,由于研究对象——文本——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,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。